袁庚:改革开放马前卒
作者:涂俏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时间:2008年06月30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左为袁庚,右为涂俏。(摄于2004年)

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的历程,人们不能不提深圳蛇口这支改革的“试管”。蛇口是中国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而袁庚就是在这个“特区中的特区”进行实际运作的第一人。涂俏用三年时间,在采访多人和翻阅大量内部档案基础上,计划完成《袁庚传》三部曲,将为我们了解袁庚的生平提供详实而全面的资料。目前第二部《袁庚传•改革现场》已经出版,为我们再现了袁庚当年开拓探索的历史现场。为此,本报采访了涂俏,以求启迪今天的第二轮思想解放活动。

蛇口的全国之最(1978年———1990年)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全国最大的计算机硬盘磁头生产企业开发科技(蛇口)有限公司、全国最大的计算机开关电源生产企业华德磁电有限公司、全国最现代化的浮法玻璃生产企业广东浮法玻璃有限公司、全国首家高级镀银生产企业蛇口宏达镜业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工厂化养鳗生产企业蛇口鳗业有限公司、全国最多式样的电话机生产企业蛇口泰丰电子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液化气专业航运公司蛇口华南液化气船务有限公司、全国第一家专业引航服务公司蛇口南方船舶引航公司、全国首创筑港方式蛇口方桥淤泥插板方式、全国第一家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口蛇口港、全国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全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企业蛇口平安保险公司、全国首批国产计算机辅助工程工作站蛇口科健CAE电子工作站、全国第一个全面实行招标承包进行工程开发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全国第一个实行职工住宅成本化管理的单位蛇口工业区全国最大的海上娱乐船蛇口“海上世界”、全国最早成立的律师事务所蛇口律师事务所、全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蛇口保安服务公司、全国第一个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地区蛇口工业区、全国首创核磁共振成像诊断仪的生产企业蛇口安科公司、全国最现代化的海上石油勘探服务基地深圳赤湾石油基地、全国首个企业集资建成的港口深圳赤湾港、全国首座深水导管架制造场地深圳蛇口赤湾(摘自《深圳的全国之最》,海天出版社,1990年)

王尔德


《21世纪》: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袁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涂俏:有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但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少数人推动的,而是多数人推动的,这个多数人,指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渴盼改革、对改变现状有要求的整个中国老百姓。无论党的高层领导,还是普罗百姓,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中国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

我更赞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去推动,去实际操作的。

我说的这个少数人,是指高层领导。高层领导代表了多数百姓的意志去推动的。你可以掰指算一算,1978年那一年发生的重大的事情。5月,新中国第一个赴西欧考察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历时一个多月,在法国、联邦德国、丹麦、比利时、瑞士五国进行考察,考察报告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与建议。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专题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进度的问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理念,比如强调要放手利用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会议还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8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各大单位负责人纷纷表态,公开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表达的不只是学术观点,而是对重大政治原则问题的立场。而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至12月15日,如此之长的工作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紧接着,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只开了5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会公报宣布:“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1979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全会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正如我书中所说的:“实行改革、开放与搞活,是中共高层领导经过历史阵痛后的一次集体抉择,是全国共产党人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的智慧结晶。”在这个过程中,袁庚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者,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改革开放马前卒”。在我最早采访袁庚时,袁庚也跟我多次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公报里的那段话:“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这段话,对他的影响很大。

每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

《21世纪》:袁庚在改革之初是如何破除经济体制之弊的?

涂俏:我记得,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这样评价过袁庚,说他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

这句话是对的,在我最初的采访中,袁老告诉我,这一切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年轻时担任东江纵队情报处处长。刚解放就远赴越南,作为情报与炮兵顾问,秘密援越。1951年5月奉调回国后,就在北京参加了高干班的学习,听苏联情报顾问讲课。翌年8月,他被外派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领事,直到1959年才回国。回国后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任副局长。1968年4月至1973年9月,他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长达5年半时间。1975年10月恢复工作,调任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1978年10月,即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全面工作。你看,在他开发蛇口之前,他从来没有搞过经济工作,即便在国内工作也只是搞调查工作,也就是特务工作,从来没有办过企业,主抓过经济工作。所以,他与别人不同,几乎没有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熏陶。何况,他一到香港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给他的影响非常大,他发觉,香港的经济之所以飞速发展,与香港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大的关联。可以说,在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他生搬了香港的许多做法与经验。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小插曲,正是这个小插曲,让袁庚更深刻地看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还是在1976年底,丹麦船厂受交通部之邀赴上海参观造船厂。丹麦人问上海造船厂负责人:你们的员工有多少人?造船的周期有多长?得到的回答是:上海造船厂12000人,每年仅造2条万吨级船。而对比丹麦宝隆洋行,其下属的造船厂仅1700人,每年造12条万吨级船。叶飞听后很震惊,当即找来袁庚商量,拟学习西方的造船经验,将上海造船厂的管理权交给丹麦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社会主义的国营工厂竟要交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去管理,这个叶大将军也是够胆大的!

袁庚那时负责的是外事工作,他受命请来上海造船厂的书记与厂长,将叶飞的想法灌输给他们。书记与厂长反问袁庚:如果把丹麦方面权力交给我们,上海工厂只用1000多人也可以搞好,为什么不交给我们?裁掉的10000人交到哪里去?丹麦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当时,听完这一切,袁庚无言以答。在计划经济的国土上,每挪动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

《21世纪》:袁庚的三大遗憾之一是在1980年代霍英东、李嘉诚等香港大资本家要在蛇口投资入股,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他谢绝了。但他在1982年7月,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袁庚是如何理解股份制的?

涂俏:早在袁庚计划动议开发赤湾时,他就反复思考过股份制这个问题。股份制的最大好处是各大股东之间可以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在香港,经营管理得好的企业便是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固然是股份制的,非上市公司也大多都是股份制的,连一些家族式企业,也往往搞成股份制,兄弟姊妹入股。

但是在蛇口,工业区是全资国营的,事事都要请示汇报,而在招商局,由于它是交通部的子公司,也往往受到国家的控制。袁庚一直想找到一个开发赤湾的方式,来对国有的企业进行制约与监督。他想,中央要招商局负责组建公司开发赤湾,本来可以按工业区这样搞成全资国营的,但确实弊端太多。况且,蛇口工业区的财力不足。中银、华润、深圳市都希望联合开发赤湾,那么,能不能试一试搞个股份制?

袁庚的努力下,1982年中国南山开发公司成立。它是由不同的股东组成,由于出资者不同,站的角度也就不一样。这样一来,这个企业就成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

1982年,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还远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那时,叫得最响的一个字是“包”字。对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革,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没有多少人去碰触。5年后,也就是1986年底,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才开始了自己的“股份制”改制的艰难历程。“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21世纪》:袁庚认为,“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那么他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呢?

涂俏:他在这个方面的尝试太多了。就在1983年,袁庚在自己的蛇口“试验田”里所要进行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体制问题,而是最敏感、最能触动既得者利益、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从任命制走向选举制等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层次问题。他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对“现行体制中的弊端”有切身之痛,对行政体制改革有相当清醒的认识。

至于具体的尝试呢,我则简单地枚举袁庚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袁庚决定在干部范围内对领导班子进行直接选举。还规定,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对领导班子的信任投票。这就是著名的民主选举与评议,二是新闻监督,也就是同级报纸可以批评同级党委。此外,还有干部招聘、干部聘任制,取消干部原来的职务和级别,根据工作需要,量才使用———实在太多了,我都数不过来了。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袁庚梁湘之间的争论和分歧?

涂俏:他们几乎没有个人恩怨,有的只是办特区的思路不同,理念不同罢了。2005年的夏天,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专门采访过袁老。袁老哈哈一笑,坦言他错了。接着,袁老给我举例说明了他的一桩错误事。

的确,早在开办深圳特区之初,袁老是不希望深圳特区的面积过大过宽的。因为,在袁老看来,深圳市既无商业,又无工业,它的财富来源,一是靠“卖地”,二是依赖“贷款”,三是依托中央各部委“对口赏赐”。这三项收入不仅极不可靠而且入不敷出。之所以如此,袁老认为,这一切都与特区过大有关。他还专门在1981年8月写信给中央“告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也仰赖于当年的特区面积,有了足够的地盘,才能搭台唱戏啊。所以,袁老认为自己当年的思路有局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袁庚坚持在2.14平方公里上搞蛇口工业区,在开创之初,他从不奢望蛇口太大,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太大了,船小好掉头,所以,他坚持搞小的,不敢搞大的。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会指责特区过大过宽。

先默默地干,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谈

《21世纪》:袁庚的改革精神和动力来自何处?

涂俏:我认为,袁庚的改革精神和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自身的动力。他曾经在秦城监狱坐了5年半的牢。许多人经过那样的折磨,出来就蔫儿了,可是,袁庚和别人不一样,在他投身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他的劲头反而更大了,他要将失去的时间加倍地补回来。另一个方面,有两个反差给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香港飞速发展的反差,另一个是他出国看到的反差。1975年10月,袁庚在58岁时恢复了工作,调任了交通部外事局负责人。在他远赴香港招商局工作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中国现存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这正如袁老于1984年3月在中南海怀仁堂所说的: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处于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状态。后来一旦和外界接触,真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

《21世纪》:袁庚曾说:“一说改革成果就提袁庚,你们思想不解放”。你认为,袁庚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涂俏:简单地说,袁庚当年的思想解放是打破陈规,力求打破体制的桎梏,而不是简单地说一句“解放思想”了事。袁老反复说到,在我国的历史上,学术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当时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以及以后的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人。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听一听不同的学术流派的见解呢?他说他不是要大家去接受反动的东西。他相信大家有消毒的能力。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袁老反复说,在蛇口,已有各种各样的“抗生素”。能够对付细菌。但绝不能因噎废食啊。

《21世纪》:你觉得,袁庚在哪几个方面对今天的思想解放有所启发?

涂俏:我觉得袁庚在很多方面对今天的解放思想是有所启发的。其中细节很多,我还是先给你讲一个有关袁老思想解放的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是袁庚带梁鸿坤去看“三级片”。这在当时简直是疯了,是大逆不道之事。但是,袁老认为,有些东西,要敢于接触,你才敢于批评嘛,老是说那个东西坏,你不了解,你怎么知道那个东西坏?

为了让年轻的干部走上蛇口的领导岗位,袁庚不惜逼迫跟随他多年的老战友、好搭档许智明让位。而为了改革事业的一种担当,许智明说出了“我不退位谁退呢”的心声。这个故事,曾经让许多读者感动着。诸如此类的故事太多啦,还有袁庚以晚年的政治生命来担保

一位普通的干部。袁庚顶着“三道金牌”保章含之的故事。袁老就是通过一个个小细节、小事件来打破现有体制的框框,带领他们蛇口工业区走向成功的。

在1982年,袁庚让工业区花钱从海外请了一位叫江绍伦的教授进来讲企业管理心理学,被当时的培训班学生以及很多蛇口人认为是“放毒”。在那些年轻的学员听来,江教授的言论是“大逆不道”的。袁庚敢请他来授课,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袁庚曾经揭秘过此事。他说,当时,江教授开讲之前,谷牧同志事先对他讲,你放开讲好了,放了毒,我给你消毒。后来,我听他的课时,江教授也是刚刚讲完开场白就觉得不妥,他问我,袁董,我这样讲课,不会把我抓起来吧?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有些歌的作用其实是骗人的,为了降低你们的期望值,让你们在生活水平低下时,才会感觉到幸福。我听完了江教授讲的话,我挥了挥手,让他放心大胆地讲,我来给他消毒。可是,那天他还是战战兢兢的,没能畅所欲言。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把国外的教授、所谓的心理学的权威请进来,让大家接触一下。现在我们不是大批大批派人到外国去留学吗?不也是听人家讲这种东西吗?如果我们认为请这些教授进来讲一讲,是一种污染,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派留学生出去。总之,如果思想不解放,很多具体问题都无从谈起。

1984年11月28日,袁庚参加“当代香港经济研讨会”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我曾经这样想过,在经济体制方面这样大的改革,这样大的突破后,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也要有相应的发展和突破才成。不久前,我和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们制定《资本论》是必修课的教材,他认为《资本论》的剩余价值一章仍有其生命力。可见资产阶级的学者,也得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吸取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们一些同志死抱着书本不放,不正视现实,极力想从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寻求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法。因而我们的学说停滞了,使凯恩斯的理论横行了四五十年而不衰,现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风靡一时,这种未来学派的理论与预测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大解放思想,发展丰富我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我们党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三中全会的决定就是一大突破。我在蛇口,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喜欢问:你们蛇口工业区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从老祖宗处找不到你们这样的‘模式’,我往往回答:我也不晓得,让实践去回答吧!或者说,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现在好了,三中全会说个体、集体经济、包括引进来的外资,都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有益的补充。这一下好了,问题解决了。”我曾经就思想解放这个话题采访过袁老,那是在2005年的夏末。我还记得,袁老说过,蛇口是靠干出来的,不是靠谈出来的。他主张先默默地干,而不是大张旗鼓地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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